具有规范内容的信息只有用法律的语言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循环。
[43]有的国家会将表决记录公布，如，在西班牙，书面的判决书和表决记录应当刊载于官方公报。再次把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提上议事日程。
因为法官与裁判员共同进行合议庭评议，共同决定被告人定罪及量刑问题。可见，不同国家对问题列表制度的立法方式是不同的。笔者以为可以在法庭正式审判之前，审判长先草拟一些问题，经过法庭审判再对问题清单进行不断的修改，把最能反映案件争议焦点的问题展现在人民陪审员面前。经过长时间的积累，传统大陆法国家已经对问题列表制度有了较为规范的立法。[11]俄罗斯的法庭则由1名法官和12名陪审员构成。
在退入评议室之前，陪审员有权要求审判长对问题中不清楚的内容作出说明。《通知》明确规定探索重大案件由3名以上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机制。对一个处于剧变的社会来说，这也许不失为一个更具伸缩性和弹力的正义体系建设进路。
在那样的体制下，政党是处于国家之下的一种组织，而国家则带有超越政党和党派之争的含义。蒋正阳，2014，《清代与现代自首制度的比较研究——对法律现代主义的几点反思》，载黄宗智、尤陈俊（编）：《历史社会主义：中国的实践法史与法律》，北京：法律出版社，第265—290页权利的表述方式在法律上本来就有两种：一是积极的，一种是消极的。老百姓心里有这个预期，而已经西化的法律偏偏不给他这个预期，结果模仿西方建立的民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作用。
他们有些人会由此十分憎恨法律，甚至以违法犯罪为荣。请问这难道不同样是对权利的一种保障、甚至更具体有效的保障吗？现在我们在法律上规定了每个公民有多少多少权利，但实际上往往执行不了。
（三）重建中国法理学的若干原则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人心混乱，已经丧失最基本的秩序。所以，人伦关系的基础绝不是抽象的平等。所以我们要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追问：《民法》的真正基础在哪里？它背后有没有一种文化心理的基础？有没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在支配着它，使得它能够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扮演它应当扮演的角色、发挥它应当发挥的功能？ 按照罗马法学家的说法，一个国家的法律分成两个方面：私法和公法。你把五个原则合在一起，第一、二、五项原则都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原则，只有第三、第四项原则跟中国文化价值有关，但却放在自由主义原则之下。
这涉及到整个中国未来现代性的重建，也涉及到在当代中国社会秩序重构的巨大历史进程中，民法处在一个什么位置，发挥什么作用。其实，现行《民法典》（草案）从根本精神上抛弃了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承认血气心知之性、尊重差序格局这一前提，完全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观念，即以每一个人为一个独立的实体，所以才会一上来就大讲平等和自由，并在整个《民法典》的具体内容中贯穿了权利和义务这一核心精神，而没有有意识地灌输仁、爱、德、让的精神，没有以亲亲、尊尊、长长、男女有别为指导原则，更没有只字片语提到礼或礼、法关系。这种人伦关系不同于西方人个人主义所讲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（尽管正如刚才讲到的，它也确实包含丰富的权利内容），而是以亲亲、尊尊、长长、男女有别等为准则的。几千年来我们都在讲，法有效法之义，法和治（治理）是不分的。
所以，我一直讲文化心理、文化习性研究，因为历史已经形成这个东西了，你不正视它是不行的。《汉书·刑法志》强调仁、爱、德、让四者为王道之本。
所有的刑法至少在理论上都是为了保障受害者的权利的。看看目前的《民法总则》（草案），它基本上是建立在这么五个原则上，我简单地归纳一下：一是平等原则，二是自愿原则，三是公平原则，四是诚信原则，第五个原则我称为无害原则。
如果从自由主义角度讲，法就应该跟教分开来。现代中国人从自身几千年治法不分、政教不分的传统出发，赋予了法律——包括私法和公法，特别是宪法和民法——极高的地位，宣称它是社会生活全部规范的总和或代表。这种情况当然是多种因素造成的，但是与我们一方面强调法律是指导人们生活的神圣准则，另一方面法律都在引导人们追逐权利是不是也有关呢？ 最后，我想从如下几方面来总结我们的《民法典》背后的法理学准则： 第一、中国法理学的人性论基础。比如打开《民法典》，发现它通篇都是讲每一个自然人或法人的权利和义务。公法是规范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（包括国家、国家机关和政府工作人员）——即公共行为——的制度体系，私法是规范私人生活、私人行为的制度体系。而是由于几千年社会生活积淀出来的文化心理结构。
中国人讲来讲去就讲责任、讲义务，所以这个社会很落后，法治永远建立不起来。这说明中西方社会自发的社会秩序是不同的。
我们今天的《民法典》试图规定每个人从娘胎一直到死亡的权利和义务，也可以说是在规定每一个中国人的基本生活样式。然而，作为中国法理学的人性论基础的人不会是作为个体实体的人，是一个包含情和性的血气心知之性。
刑法之外还有礼、乐、政，而礼乐政刑背后还有仁、爱、德、让。如果把所有重要因素合在一起的话，就是所谓的礼、乐、政、刑（《乐记》讲礼乐刑政，班固《礼乐志》讲礼乐政刑）。
我想说，其实中国人是有非常丰富的权利概念，但是从不主张把权利当做规范社会生活秩序的首要要素来对待。但它有一种预设，这些权利和义务是保证社会秩序的基石。所有这些关系，都建立在差异和差序的基础上。借用章学诚的说法就是：有官斯有法，故法具于官。
当然，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民法，但有民事行为。特别是如果坟墓里的棺椁烧坏了，这个人要判若干年有期徒刑，甚至要流放到遥远异地。
所以人民会越来越认为这些制度都是为权贵的利益服务的。如果要承担治和教的功能，那么法典上就应该明确把仁、爱、德、让作为法律的指导原则或精神价值。
他们认为法、教不分会导致教很丑恶。此外，民法在西方兴起有一个背景因素，即个人主义的兴起。
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要求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、有自由意志的权利主体，它成为一切法律特别是民法的基础。例如，《唐律》明确规定，孕妇犯了死刑、按律当斩，必须要等一年以后才能服刑。刚才陈老师讲了，我们文化中的人是伦理人。请问，《唐律》上的这条规定是不是捍卫了弱者的财产权？又比如，《唐律》规定，有人在山上烧狐狸，把别人的坟墓给烧掉了，应当作为刑事案件对待。
也许有人从哲学或形而上学的角度来论证西方的个人概念更好，比中国的更好。乡饮之礼废，则长幼之序乱,而争斗之狱蕃。
比如说，在西方《民法》不承担教化的功能、不承担社会治理的功能。你偏偏不愿意承担这个教化的功能，结果事实上你把他误导了，那你造成的后果就很严重。
治和法的分离，是指法不仅不承担社会教化的功能，也不承担如何治理地方社会的职责。个人主义背后有基督教的灵魂概念，它预设了肉体生命的短暂性、无价值性，和灵魂的超越性、永恒性，所以每个个体的独立性从灵魂实体中得到了保障。